鲁品越 |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方法论体系的形成机制及其哲学意蕴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主办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方法论体系的形成机制及其哲学意蕴

鲁品越 | 文

作者简介

鲁品越，1949年生，安徽芜湖人，上海财经大学首批资深教授、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兼任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特邀研究员。研究领域为经济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等。

摘   要：“方法”是人们为了实现价值目的而认识和利用客观规律以改造世界的手段与途径，因此具有二重性：客观规律性与主体价值性。这是由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奠定的新唯物主义得到的科学结论。人们根据价值目的发现与统摄各种备选方法，加以改造和利用，由此生成相应的方法论体系。不同的价值意志形成不同的方法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方法论体系，是“以人民为中心”为价值灵魂，实事求是地遵循客观规律，解决治国理政实践中的各种矛盾而形成的方法论体系。党的领导、人民至上、党与人民结成生死相依的命运共同体，从而将人民组织成强大的整体力量，是这一方法论体系的根本，并由此通过各层面与各领域形成宏大的治国理政方法论体系。

关键词：方法的二重性；党的领导；人民至上；社会共同体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指出“坚持人民至上”是百年党史的重要经验之一。这一价值信仰，在治国理政方法论中转化为“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发展到最高境界，并由此形成一整套治国理政方略，指引14亿多中国人民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倡导世界人民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是《决议》作出“两个确立”的重要根据。

“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何以能够形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方法论体系？怎样形成这样的方法论体系？这不仅是一个深刻的理论问题，也是关系到如何治国理政的重要实践问题。只有重温马克思主义根本原理才能给出这些问题的科学答案，这是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方法论体系的形成机制背后的深刻哲学意蕴。

一、方法的二重性与方法论体系的生成

1.旧唯物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中性说”的谬误有人认为，方法是人们认知与利用客观规律的手段与途径，因而与人们的主体价值意志无关，同样的方法可以实现不同的价值目的。我们将此称为“方法论中性说”。例如，有一种广为流传的观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价值目的上虽然不同，但作为经济手段和方法的“市场”是“价值中性”的，因此不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别。这种观点是否正确？要从最根本的哲学问题说起。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开篇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把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499页）这揭示了旧哲学的根本缺点。一切唯物主义都确认自然界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物质世界。然而旧唯物主义只凭直观来想象自然物质的客观性，没有通过实践活动本身直接进行客观物质活动，因而只能在理论上宣称、而不能用实践证明世界的物质性，由此陷入重重悖论（例如贝克莱、休谟提出的认识论悖论）。这种直观唯物主义同时也就排除了人的主体能动性在物质世界中的地位。而唯心主义承认人类精神的能动性，但同样因为脱离人的实践活动，因而无法给出这种能动性的来源及其现实表现，只能“把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了”。马克思由此发现了所有旧哲学的根本缺陷——无视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正是从这一缺口出发，马克思开启了新唯物主义世界观。其一开启了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人类自身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而直接进行实践活动，从而直接证明了自然界是先于人类实践而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物质世界，因为这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前提：没有客观物质世界，实践无以发生。而且人类实践活动作为物质世界的活生生的组成部分，是人与实践对象的相互联系与发展的物质过程，由此证明了物质世界乃是事物相互联系和发展的过程。这是由实践本身直接证明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远远超越一切理性的逻辑论证。其二进而开启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一切实践活动都是人们为了实现主体价值目的而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由此实践不仅直接证明辩证发展的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性，而且还赋予这种物质以能动性。人类主体对价值目的的追求是驱动人们改造世界的动力。旧唯物主义看不到这种能动性，而“唯心主义却把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了”，它们把主体价值目的当作先验的“自由意志”，或当作由自身的逻辑演变所生成的东西。马克思指出，人的主体价值目的必须通过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的规律才能得到实现。于是客观自然物质世界及其规律通过人类追求价值目的之实践活动，进入社会历史领域，制约着人类创造历史的活动，演变为社会物质，生成人类社会历史的规律。历史规律根源于自然物质规律，但同时又高于自然规律——因为它使自然规律在人类社会目的的驱动与组织下上升为更高层次的规律。这首先生成以自然界物质规律为基础的生产力系统，进而生成建立于生产力基础之上，并且以其为物质载体的人类社会关系结构，产生了社会关系结构的历史发展规律。马克思正是由此创立了唯物史观。因此，马克思这段话可以说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发源地。正是由于一切社会实践活动及其产物都负载着人类改造世界的价值目的，而这一价值目的通过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而发生，因而具有了二重性：自然性与社会性。著名的“劳动二重性”原理正是由此而来：分工条件下的社会劳动，既是作为自然物质过程的生产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同时也是人们生产作为社会关系的价值的抽象劳动。这种社会关系正是劳动者的价值目的——生产为他人服务的产品以实现利益交换的目的。劳动二重性由此成为“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55页），贯穿在整个《资本论》中，产生了资本二重性：资本乃是以作为生产要素的自然物质（包括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为载体的、以追求自身增殖为目的的社会关系，由此生成资本运行和发展的规律。这是贯穿整个《资本论》的唯物史观。而前述“方法论中性说”，正是由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陷所致：它将方法仅仅理解为脱离人们价值目的的手段，忽视了方法中所蕴含的人们的价值目的。只有全面地认识人类实践的二重性，才能揭示方法论的本质。2.方法的二重性：价值意志引导与统摄下的“方法论体系”生成人类实践归根到底是解决人类主体价值目的与客观现实之间的矛盾的活动。所谓方法，归根到底是人们通过认识、遵循、利用客观现实及其规律来实现人们的价值目的的手段与途径。因而方法是人们的价值目的与客观现实及其规律的辩证统一，必然具有二重性：一是主体价值性，即一切方法都必然蕴含所要实现的价值目的，离开价值目的，方法便失去存在的意义；二是客观物质性，即一切方法必须遵循和利用客观规律。人们在认识与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必然要在价值目的的引导下，去发现和发明各种方法，塑造人们利用客观规律的方式，从而使这些方法打上人们主体价值的烙印。这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其一，人们必然要根据价值目的对相关方法进行选择与改造，使其符合实现价值目的的需要。人们之所以发明和采用各种遵循客观规律的方法，归根到底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目的。为此必然要对各种方法可能产生的结果进行预测和尝试，以是否能够实现价值目的为标准而对其进行选择与改造，而非盲目地照搬和利用客观规律。例如，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这一判断充分体现了方法的二重性。一方面，方法具有客观规律性，“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所以我们可以大胆吸收和借鉴，由此拉开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序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因而我们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方法。然而我们大胆吸收和借鉴市场手段的价值目的是为了“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这就使我们的市场经济具有了社会主义性质，将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规律服务于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为此不能全盘照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方法，而要进行选择性吸收、借鉴与改造，使之转化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法。这种二重性既承认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同时也承认它们在价值目的上的本质区别。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占有剩余价值作为唯一的价值目的，势必将市场方法作为争夺全社会乃至全世界剩余价值的手段，由此产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方法论体系（例如新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等）。它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必然产生日前严重的资本积累与贫困积累的两极分化，导致经济危机与环境危机。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同上），因此在利用市场和解放生产力的同时，要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力量，将资本逐利行为纳入到“三个有利于”的轨道，由此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法论体系。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领导的伟大的脱贫攻坚战，用“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目的对市场经济方法进行改造，使之成为生成和应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法论的光辉范例。充分发挥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势，调动各种所有制形式的积极性，将市场方法纳入到社会主义的轨道，实现了历史性地消除绝对贫困的伟大目标，完成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方法不可能完成的伟大历史任务。其二，某种方法是否行得通，不仅取决于此方法是否符合客观物质规律，而且取决于参与者在多大程度上接受该方法的价值目的。比如改革开放中如果简单地照搬西方市场经济方法，以赚取最大利润为价值目的，忽视乃至危害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这样的方法无论怎样理性和精密，必然都会受到我国信仰社会主义价值的人民大众的抵制，注定行不通。其三，价值目的统摄各种方法而形成相应的方法论体系。当人们为了实现价值目的而发明、选择、改造与塑造各种方法时，如何生成以该价值观念为灵魂的方法论体系？这种“体系化”能力从何而来？这是极其深刻的哲学问题。康德在解释人的认知能力何以可能时提出：客观世界的感性材料是杂多的，而人的自我意识是单一整体，于是在认知过程中，“我把这些表象结合在一个自我意识中”，即人的“统觉”（参见康德，第90页），从而将人的“自我意识”作为人类知识系统化方法的来源。康德未能明白：这种自我意识又是从何而来的？它又何以要求并能够把杂多表象统一起来？马克思主义科学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把人类实践中的杂多事物进行体系化的能力，并非源于先验的“自我意识”，而是源于人类实践。这是因为人类实践本身就是为了实现人们的主体价值目的，为此必需根据复杂多样的客观物质世界及其规律来发现与采纳各种方法，将它们统摄于所要实现的价值目的之中。现实世界的纷繁复杂的客观现实与应对现实的各种方法，由此被统摄于人们追求的价值目的之中，形成以该价值意志为灵魂的方法论体系，是对各种方法进行选择、改造与组织的系统化过程。正是由于方法具有二重性，人们可以用抽象的方法将原有的方法中的价值观剥离出去，汲取作为价值载体的利用客观规律的方式，正像我们可以把商品的价值剥离出去以得到其使用价值一样，由此汇集成反映和利用客观规律的“方法库”或“工具箱”。人们再根据自己的价值目的对其进行选择、改造和利用，统摄为一个整体，形成以该价值意志为灵魂的方法论体系。

二、以人民为中心的方法论体系站在道义与真理的制高点

以不同的核心价值经过长期实践，逐渐生成不同的方法论体系，治国理政的方法论体系尤其如此。有什么样的价值意志，就会生成什么样的方法论体系。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是“以维护等级秩序为中心”，由此经过长期实践，逐渐生成封建等级制方法论体系。资本主义社会生成“以资本为中心”的方法论体系，包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方法论体系、多党竞争民主制的政治方法论体系、以抽象人性论为轴心的意识形态方法论体系等。“人民至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的价值信仰，它在治国理政方法论上，转化为“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由此形成方法论二重性中的主体价值性，成为贯穿整个治国理政方法论体系的价值灵魂。从《决议》对于百年党史经验总结中，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时候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并且实事求是地遵循客观规律加以实现，我们党的事业就沿着历史正确的方向前进；什么时候对此稍有偏差，党的事业便会遭受挫折。毛泽东带领我们党领导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就是因为在重大决策中时时处处以人民为中心，实事求是地遵循客观规律来实现。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正在于实事求是地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采取了改革开放这一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党的工作中也出现过一些问题，但总体上讲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是顺利的，前进方向是正确的，取得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习近平，2021年d）其间出现过一些问题，如腐败现象、环境污染、社会舆论环境西化等，则源于部分领导干部偏离“以人民为中心”，给党的事业带来严重危害。党的十八大以来所取得的一系列伟大成就，正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史无前例的深度、广度与力度，在各领域全面贯彻“以人民为中心”，以此为目的遵循客观规律加以实现，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习近平，2014年，第4页）习近平总书记多次用“以人民为中心”来表述这样的核心价值理念和治国理政根本方法，提出“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这既是我们党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新发展理念的‘根’和‘魂’”（习近平，2021年a），这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方法论的“根”和“魂”。这一价值理念使我们党占据人类道义和真理的制高点，代表着历史正确的一边。这一价值理念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人类历史本来就是人民为了自身生存和发展而进行伟大实践活动的历史。人民的生存和发展乃是历史发展的根本目的。它是人类历史对其自身存在的“绝对命令”——历史正是为了实现人民生存和发展而存在的，舍此就不会有人类历史本身。共产党人按照这个历史目的来执掌政权，所以“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对于全世界来说，各国人民的生存和发展是全人类的最根本的共同价值，是一切道义之根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习近平，2017年b，第522页）全人类共同价值超越于基于基督教教义的所谓“普世价值”。这种“普世价值”表面上源自所谓“天赋人权”的“永恒天则”，实质上源自企图支配全人类的垄断资本意志。这一价值理念站在真理的制高点。既然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是历史的目的，那么由此产生的需要就必然决定着历史前进大方向，形成推动历史发展的原动力。历史上，剥削阶级的价值目的是争夺和巩固自身对人民的统治权力，由此产生了贯穿整个文明史的根本矛盾——人民追求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实践活动与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剥削与压迫之间的矛盾，“因此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14页）。当代世界各国人民生存与发展的要求和霸权主义对世界人民的统治之间的国际斗争，实质上正是这种阶级斗争的国际表现。人民通过斗争迫使统治者的决策不得不在最低程度上符合人民生存与发展的必然需要，而剥削阶级的统治一旦严重威胁人民的生存与发展，必遭人民的激烈反抗而被历史淘汰，从而客观上形成历史的进步。秦始皇便是例证。他为维护统治权力而实施的暴政直接威胁人民的生存，因而“二世而亡”；而他所采取的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因其符合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需要而被历史选择，成为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和文明成果。因此只有人民才真正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有人民生存和发展的客观需要才是决定历史前进方向的根本性力量。这就是历史的规律。马克思主义真正自觉地将“人民至上”作为全人类根本的共同价值和人类历史根本规律。“以人民为中心”正是这一原理在治国理政方法论上的体现，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地指出：“走公平正义之路。‘一时强弱在于力，千秋胜负在于理’。”（习近平，2021年c）“以人民为中心”是人类最根本的共同价值，是公平正义之“根”，是道义的制高点；人民决定历史发展方向，是真理的制高点。二者统一是最高的“理”，所以“千秋胜负在于理”。而霸凌于人民之上的强力，既违背道义也违背真理，必将被人民创造历史的洪流所推翻，所以“一时强弱在于力”。

三、以人民为中心的方法论体系的根本：党和人民的命运共同体

“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是如何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统摄各种方法而形成方法论体系的？这一形成机制，是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方法论的核心问题。如何组织社会共同体是治国理政方法论的根本。由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的占据支配地位的价值理念，产生出相应的组织社会共同体的根本方法。在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社会，如马克思所说，农民“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而形成的，就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汇集而成的那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66页）。这样的社会必然奉行维护等级秩序的价值理念，由此产生通过尊卑的等级秩序来组织社会共同体，以实现封建皇权与贵族对人民的统治。在资本主义社会，其组织社会的根本方法乃是各资本集团通过市场竞争，形成资本权力支配社会的经济体系，以及通过多党争夺选票的选举制度来形成资本集团支配国家权力，由此组织由资本力量支配的社会共同体，实现对人民的统治。这是资本主义治国理政方法论的根本。资本主义社会中，代表社会化先进生产力的工人阶级的诞生，创造了人民组织成整体力量的社会历史条件。执行这一历史使命的政治力量正是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西方共产党曾经为此作出努力，但都以失败告终。其主要原因，一是由于西方奉行的个人主义文化对这种人民共同体的消解，二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将其国内根本矛盾及其危机转嫁到发展中国家。这种国际转移在一定意义上为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组织起来创造了历史条件。在中国，帝国主义与本国反动阶级共同残酷压迫剥削人民，由此成为国际资本主义矛盾的集中地，陷入亡国灭种的危机。这就使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形成统一整体力量来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成为自己生存与发展的唯一出路。中国由此成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趋势的突破点。资本主义国际体系的根本矛盾推动形成了使中国人民组织成整体力量的客观条件与客观需要，这是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对中国前途命运的必然要求。将这一历史规律对中国人民的必然要求转变为客观现实的政治力量，正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不负使命，将中国人民组织成为整体力量，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人民政权。新生的人民政权如何奉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经过长期探索，终于找到了根本方法——这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由此形成党和人民的命运共同体。这起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由列宁贯彻于革命实践中，在毛泽东思想中得到充分发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得到进一步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其发展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开创了治国理政方法论的新境界，成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治国理政方法论的根本。1.坚持党的领导：“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保证与根本途径“人民”不是个人，也不是全社会独立个人的机械总和，而是靠社会关系组织起来的社会共同体的主体。“以人民为中心”决非以每个个体为中心，那样只会导致全社会解体与崩溃，最后导致分离的个人被支配社会的资本强权所统治。因此，要实现“以人民为中心”，首要任务是将人民组织成整体力量、从而真正成为追求自身根本利益的社会共同体。为此必须要有扎根于人民、有能力将人民组织为整体力量、以人民根本利益作为自身奋斗目标的政党，否则“人民”只能是一盘散沙，无法形成集体意志，更无法形成实现自身根本利益的集体行动，“以人民为中心”必成空中楼阁。而能够将人民组织成统一的整体力量的政党正是中国共产党。只有坚持党的领导，广大人民群众才能组织成强大的整体力量。随着生产力社会化水平的提高，人民的整体力量就越强，越有能力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转化为客观现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习近平，2017年a）党的领导是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方法论的根本保证。党的领导不是抽象概念，而是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与建设中铸造的由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政治体系和运行方式。这就是在发扬民主的基础上，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和“两个确立”，保持党的统一。作为拥有14亿多人口的大国，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领导核心，就无法凝聚成统一的力量，“以人民为中心”就会成为空话。正是在这样的高度组织化的制度下，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不辱使命，始终代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今天正走在全面实现现代化的新征程上。2.坚持人民至上：党领导人民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前提条件坚持党的领导的唯一目的是通过将人民组织成整体力量，实现以人民为中心，实现人民的根本福祉，为此党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决议》将“坚持人民至上”与“坚持党的领导”列为建党百年的最重要历史经验。习近平总书记庄严指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习近平，2021年b）确保我们党以人民为中心而不是以权势集团为中心，是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条件，因而也是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前提条件。苏联共产党由于蜕变为脱离人民群众的特权阶层，崇拜西方的生活方式，信奉西方“普世价值”，最终导致亡党亡国。这一历史教训是极其惨痛、极其深刻的。习近平总书记总结百年建党经验，全面从严治党，实施了系统严密、精准有效的党的建设的方法体系，包括思想建党与组织建党，以确保党永远坚持人民至上。一是坚持思想建党。“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同上）用伟大建党精神来要求全体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对照自己的言行，统一全党思想，这是使我们党永远“坚持人民至上”的精神保证。二是坚持组织建党。党的组织建设是极其复杂而庞大的系统工程。首先是加强各级党组织、特别是基层党组织建设。基层党组织是我们党保持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微循环”通道。“微循环”畅通，党与人民群众心心相映，通过党的各级组织反映民情，传达党中央精神，乃是确保我们党奉行“人民至上”的基础。“微循环”不畅，党和国家的机体就会出现“病灶”，若不能即时纠正、疏通，“病灶”就会蔓延，产生严重后果。建立党的干部深入基层的制度。我们党是拥有9000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领导14亿多人口，必然需要多层次结构。如何使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深入基层，切实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党必须面对的世纪难题。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全党表率，在脱贫攻坚战中，顶风雪、冒酷暑、踏泥泞，翻山越岭、跋山涉水，走遍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先后深入24个贫困村考察调研。（参见《铿锵的时代乐章——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过的贫困村脱贫调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垂范，各级领导干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已成常态制度，以确保我们党在执政过程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从基层干部中选贤任能，是使我们党世世代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用切身经历讲解了选拔干部的方法：“‘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我们现在的干部遴选机制也是一级一级的，比如，我在农村干过，担任过大队党支部书记，在县、市、省、中央都工作过。干部有了丰富的基层经历，就能更好树立群众观点，知道国情，知道人民需要什么，在实践中不断积累各方面经验和专业知识，增强工作能力和才干。这是做好工作的基本条件。”（习近平，2014年，第409页）经过艰苦环境锻炼和考验，然后脱颖而出，这是人才成长的一般规律。这就要求干部到基层“扎下去”，然后“冒出来”，建立干部在基层成长、从基层选拔、到基层培养的用人方法，确保我们党的干部世世代代永远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三是坚持群众监督下的自我革命，使反腐败斗争制度化。“党的十八大后，党中央从立规矩开始，首先制定了八项规定，随后陆续出台一系列制度。各级根据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在联系服务群众、规范权力运行等方面制定和修订了一批工作制度和管理制度。制度的笼子越扎越紧，针对干部工作生活的监督制度已基本建立健全，下一步就是要严格执行。”（《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第56页）我们党制定了一系列进行自我革命的制度，如巡视制度、离任审计制度、个人重大事项申报制度等，将权力牢牢地关在制度的笼子里，创造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制度体系与政治空气。这是世界上其他一切政党都难以做到的。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就必须发扬民主，接受人民监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毛主席同黄炎培谈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就是说要让人民来监督。我们要保证共产党长期执政、始终为人民谋利益，就必须加强自我监督、自我净化能力，在体制机制层面加大监督力度。同时，要发挥群众监督、民主监督、舆论监督的作用。”（《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第53-54页）由此确保始终坚持人民至上。通过以上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发扬民主，群众监督下的自我革命，就会从思想上、组织上、党风上确保中国共产党始终奉行人民至上的价值观念，这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前提。3.铸牢党和人民的命运共同体坚持党的领导以组织和领导人民，通过党的建设来实现坚持人民至上，二者辩证统一，生成了党和人民血肉相联的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任何想把中国共产党同中国人民分割开来、对立起来的企图，都是绝不会得逞的！9500多万中国共产党人不答应！14亿多中国人民也不答应！”（习近平，2021年b）之所以“不答应”，是因为中国人民一旦离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将失去自己的主心骨而陷入一盘散沙的状态。中国共产党一旦不奉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就会失去自己的灵魂，失去自己存在的意义，必然陷入亡党的境地。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已经结成并将永远结成“休戚与共、生死相依”的命运共同体。

四、以人民为中心的方法论体系的总体生成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习近平，2017年b，第213-214页）在奉行“人民至上”的党的领导下组成党和人民的命运共同体，是建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方法论体系的根本。以此为根本，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贯彻到人民的各层面、治国理政的各领域的实践之中，实事求是地遵循客观规律来解决面临的各种矛盾，由此产生各层面、各领域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方法论理念及其实现路径，从而生成作为价值理念与客观规律相统一的方法论体系。这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治国理政方法论体系的基本生成机制。这是极其宏大而复杂的过程，本文只能简略探索其基本轮廓。
1.“以人民为中心”在各层面的形态及其在方法论体系建设中的引领作用人民作为社会共同体，具有多层面结构。“以人民为中心”的总的核心理念在这种多层面结构中也表现为多层面的“子核心理念”。这些子核心理念贯彻到治国理政的各领域实践中，引领我们遵循客观规律解决所遇到各种矛盾，形成治国理政方法论体系。我国是由全国各民族人民组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在这个层面形成了具有最大公约数的伟大理念——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2021年b）这一伟大理念引导我们党带领全体中国人民，遵循客观规律，踏上全面建设现代化的伟大征程，由此形成以实现中国梦为伟大目标的方法论体系。人民的最基本的组成部分是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广大基层劳动人民，这是人类创造历史的主力军。“以人民为中心”最重要的就是以最广大的基层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中心，这是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也是中国梦的根本。这一根本理念引导我们党在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时刻不忘基层民众，根据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与发展现实需要，逐步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进行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等等，引导我们把实现基层劳动人民的福祉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由此来制定治国理政的各种方法。在面临灾害灾难、维护人类生命的情境下，“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形成“人民生命健康第一位”的理念，“人民至上”的价值信仰在此时表现为“人的生命至上”的人道主义精神。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时间指出：“必须高度重视疫情，全力做好防控工作，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及有关部门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习近平，2020年）这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及其方法论在人道主义上的集中体现，它引导我们遵循客观规律，在各种灾难面前进行科学决策，形成相应的科学方法。在面对人与自然界的矛盾的情境中，“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表现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理念。这是马克思主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人合一”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造性发展。这一理念引导我们科学地进行生态文明建设，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成为对待生态问题的科学方法。在国际事务中，“人民”则从中国人民扩展为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世界各国人民。于是“人民至上”的价值信仰，以及其方法论上的“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就形成了国际关系领域的核心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符合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并以此建立新的国际秩序，而不是那种霸权主义世界秩序。这一理念引导我们在处理错综复杂的国际事务中，坚守战略定力，遵循客观规律以解决国际冲突与矛盾，形成相应的科学方法。以上“中国梦”“不忘初心使命”“人民生命健康第一位”“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价值理念，构成了习近平治国理政方法论体系中“以人民为中心”的总价值理念的多层面的特殊表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系列化的标志性理念。2.“以人民为中心”在各领域的方法论理念“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习近平治国理政的一种系统性表达。“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在“五大建设”领域表现为各个特殊的价值理念。在经济建设领域，它形成“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的“新发展理念”；在政治建设领域，它形成“人民当家作主”理念；在文化建设领域，它形成文化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理念；在社会建设领域，它形成“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理念；在生态建设领域，它形成“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以人民为中心”全面贯彻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当中，并由此形成一个价值理念体系。这些价值理念在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过程中，遵循客观规律而形成各领域的治国理政方法论。3.各层面与各领域的价值理念相结合，在实践中遵循客观规律形成方法论体系“中国梦”“不忘初心使命”“人民生命健康第一位”“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价值理念，贯彻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与上述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领域中的理念相结合，引导各领域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在遵循客观规律以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形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方法论体系。例如，上述各层面的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贯穿于政治建设领域中，在实践中遵循客观规律寻求其实现途径，形成各层面上人民当家作主的全过程民主的方法论。同样，将这些价值理念贯穿于经济建设领域的“新发展理念”中，在实践中遵循客观规律寻求其实现方法，形成各层面上贯彻新发展理念的方法：“中国梦”贯穿于新发展理念中，形成了实现新发展理念的总体目标的总体战略与方法；“不忘初心使命”贯穿于新发展理念中，形成了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发展战略与方法；“人民生命健康第一位”贯穿于新发展理念中，形成了抗疫抗灾等方法；“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贯穿于新发展理念中，形成了生态治理战略与方法；“人类命运共同体”贯穿于新发展理念中，形成了“一带一路”、实行高水平开放等一系列方法。同样，将上述层面的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与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领域的理念相结合，在实践中遵循客观规律来实现，从而形成各层面的方法论。总之，上述各层面与各领域的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相互交织，在实践中遵循客观规律解决所遇到的各种矛盾，使人民的根本利益得到实现，从而生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方法论体系。这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方法论体系的总体形成机制。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1993年，人民出版社。[2]康德，2004年：《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3]《铿锵的时代乐章——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过的贫困村脱贫调查》，2020年，载《人民日报》10月10日第3版。[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9年，人民出版社。[5]习近平，2014年：《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  2017年a：《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求是》第21期。  2017年b：《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  2020年：《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时的讲话》，载《求是》第4期。  2021年a：《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载《求是》第9期。  2021年b：《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求是》第14期。  2021年c：《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开启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新征程——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9月18日第2版。  2021年d：《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说明》，载《求是》第23期。[6]《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2016年，中央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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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编辑：杨慧宇

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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